這個月以來，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。首先是NCC(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)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《哆啦A夢》送交諮詢委員會，理由是「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」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《變態王子與不笑貓》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，接著是文化部針對《進擊的巨人》、《惡魔奶爸》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，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《世間情》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。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：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？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？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？
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，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，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，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；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，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。換言之，自由主義認為是「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」，而非「媒體影響了人民」。
但這個邏輯顯然無法完美解釋複雜的現實，最重要的理由是：人類的注意力與思考能力都是有限的資源，不可能吸收所有完整資訊之後再透過理性作出判斷。人們往往只能隨意吸收部分資訊，並且不可避免地受其結論影響。傳統的大眾傳播學更進一步指出，政治與經濟的既得利益者，會透過媒體散佈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，以主導社會的主流意見──因此，即使人民透過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表達出「自己的意見」，這些意見可能是有權勢者刻意塑造的結果。
然而，當網際網路越來越發達、資訊量越來越多之後，傳統媒體的控制能力正逐漸下降。有位學長憂心忡忡地對我說：「過去世界各國民主政治下的政策，其實都是當權者操弄媒體的結果；這雖然聽起來有點悲哀，但至少我們很容易預測情勢。隨著網路資訊內容不斷分散化，人民會越來越難取得共識，而且也會越來越容易受情緒左右而民粹化。」我同意這論述，但卻不這麼悲觀。國家民粹化又如何？假使人民得到更充沛的資訊，卻不願意付出更多心思加以判斷，那麼最糟的結果不過就是國家崩壞，從歷史的角度看來，這是相當合理的代價。更大的能力從不意謂著更大的責任，只有更大的權力帶來更大的責任。
另一種更有可能產生的結果是：當權者操弄媒體的方式與日俱進，未來也能塑造出網際網路上的主流觀點。這意味著，資訊量的爆炸性成長雖然擴展了人民的視野，但當權者仍可能透過某些手段篩選資訊，進一步影響輿論。高明一點的手段例如美國政府透過Apple、Google收集資訊，並且可能要求這些企業監控輿論；當你在網路世界的一切行為反應都能被紀錄，而你「隨意」點選的內容其實是被挑選過的時候，你還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完全自由的嗎？當然，像台灣的NCC曾想進一步強化網路防火牆以阻擋「不當網路內容」，是一種更加粗糙的做法。雖然這個法案並沒有通過，但我相信台灣政府會有意識地持續強化對資訊的控制能力。
我認為，如果為了取得共識就遮蔽真相、壓抑各種少數思想，這樣的經濟成長或者社會穩定其實並不真切。說到底，NCC更是一個表面上打著道德大旗，實際上行思想控制事實的單位。某種程度上，我並不討厭政府企圖「強化道德意識」或者「端正社會風氣」；但問題是，當NCC著眼的要點，已經像是把人民都當作毫無思考的白癡的時候，只會讓人打從心裡感到厭惡。
至少，如果連《哆啦A夢》是否該禁演都必須列入討論時，我相信這個單位只會把我們帶回1970年代──但問題是，當NCC或者文化部要求我們犧牲自由時，我們是否能真正換取具有更大意義的價值？
誰該管你看什麼？不論是誰，總之都不是這個搞不清楚問題輕重的政府就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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